今天我们还需要新科学吗?

时间:2019-11-23 11:58:47 访问:3671 次

作者:姜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我们可以大胆宣称,维科的思想涵盖了目前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每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和灵感。维科就像现代柏拉图。

贾姆巴蒂斯塔·维科(1668-1744)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对他略知一二的人可能听说过他那部名为《新科学》的晦涩作品。维科在中国读者中的长期形象只是一位提出流通理论的历史哲学家。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科学”似乎自然指的是最前沿、最高端的科学技术和成就。那么,写于18世纪并有争议的哲学著作《新科学》是否仍然值得我们花时间阅读和研究?

才华横溢的天才

在历史上,总是有许多天才与他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可能是艺术界的梵高,化学界的阿伏伽德罗,或者文学界的卡夫卡。直到超级巨星陨落后,人们才发现天才在空中发出了最明亮的光,维科就是这样一个天才。维科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30岁时获得修辞学教授的职位,但他的思想和作品并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难怪一些学者评论维科为:“一个伟大天才的传奇,他在他那个时代被误解了,既没有从他同时代的人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教育他的同时代人。”(古斯塔夫·科斯塔:《维科选集》中文译本序言,由陆小和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许多著名的维科研究专家也认为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乔治·塔利亚·科佐。“邪恶:十八和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意大利,1982年7月1日,第59卷(2),p93]。以赛亚·伯林曾经谈到维科:“我们将永远面临越来越深刻地诠释他的诱惑。”(以赛亚·伯林:《启蒙运动的三个批判者》,马银茂、郑祥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3页)那么,是什么样的思想家使后来的学者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呢?

维科的思想博大精深,我们不能仅用一两个学科来界定他的学术贡献,也不能用某些学说或思想来概括他的思想核心。维科图书系列的译者张小勇说:“维科的主要著作《新科学》(New Science)不仅构成了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且超越了现代思想甚至当代思想,成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学、法律、文献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人类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如果离开《新科学》,不能说这不是一种缺陷,甚至是最严重的缺陷。激进分子、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可以从Vico那里找到必要的资源。维科的思想与现代思想的联系以及文本的相互阅读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维科就像现代柏拉图。”(张小勇:大学开学典礼讲座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页)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维科的思想涵盖了当前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每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维科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和灵感。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救赎

今天,当自然科学思维逻辑侵蚀社会科学时,新科学的胜利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时代的车轮正在滚滚而来。一群杰出的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面临的困境: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绝对真实的?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是什么?

笛卡尔因他的句子“我认为,所以我是”而被世人铭记。他的判决实际上是试图找到绝对真理。在他看来,人们不能怀疑自己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在思考。然后笛卡尔沿着几何学的逻辑用完美的科学模型来构建所有的学科,并以此为例来改造每一个知识分支。然而,问题是“没有或不能归因于清晰概念和几何演绎的知识在笛卡尔眼中肯定会失去任何价值和意义”(Croce: Vico的哲学,陶秀英、王丽芝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页)。如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诗歌等精神产品对笛卡尔来说只是幻觉和混乱的观点而不是知识。笛卡尔曾经讽刺历史,说即使是最好的历史学家也不比西塞罗的女仆更了解古罗马(《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家》,第32页)。在17世纪的欧洲,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考虑到当时的科学史背景,十六世纪的三位人物和其他三位古代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和医学。前三位是哥白尼、安德烈斯·维萨里和帕拉塞尔苏斯,后三位是阿基米德、盖伦和托勒密(阿兰·德博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周艳玲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那些接受这一时期思维模式的人会认为过去的历史束缚了人们,而笛卡尔沿着文艺复兴的新科学道路继续巩固和深化几何、数学、物理等学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其隐含的理性科学方法“大大强化了对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答案的旧信念”(以赛亚·伯林:反潮流:思想史论文集,冯克礼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然而,问题是,基于数学和几何学的逻辑,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形成对立的模式是有偏见的。

面对来自笛卡尔的完美科学图景的挑战,维柯在《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孕育出了真实与创造相互转化的原则,又在《新科学》中进一步明晰了真理和确定的区别,他根据各种词的含义和关联指出:“真实就是创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张小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重拾了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性。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一切与人的思想和行动有关的学科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但这种生机并不来自外在于人的数学逻辑和几何学模型,因为几何学本身“在用它的要素构成一种量的世界,或思索那个量的世界时,它就是在为它自己创造出那个量的世界。”(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65页)维柯说:“我们能够证明几何[真理],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如果说我们能够证明物理[真理],那就是我们曾经创造了它们。”(《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集》,第120页)确定性与我们的发现成反比,与我们的创造成正比,当人们引入自己创造中的因素越少,我们对其获得知识的确定性也越小。可以看出,维柯和笛卡尔的知识论是对立的,在笛卡尔那荣登科学宝座的学科在维柯那是难以用确定性得到证明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成了哪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培根曾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理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纲。”(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5页)在他看来,无论哪种研究方式都是单一的、薄弱的,只有把两种机能,即实验的和理性的,更紧密、更纯粹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好一份研究。然而实际上人类社会自打自然实验科学伊始,就一直以笛卡尔式的科学主义掌握着科学世界的话语权,虽然19世纪的最后十年,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开始认识到事实和价值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科学只能用于事实的研究,社会价值问题则只能采用理解的方式。但是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一方面明晰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侵蚀使现代政治科学研究变得价值迟钝,也失去了判断理想是非的标准。直到“现在还有人坚信,只要社会科学和心理学能够赶上物理学和化学,这个困境就会消失。这种信念毫无道理,因为无论多么完善的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作为科学,只能造成人类力量的更进一步增强;它们能使人对人的操控比过去更好;但在如何对人或非人的生物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一问题上,它们能教给人的东西就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 少。”(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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